一份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人们对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担忧已从城乡收入分配向农村内部拓展。
报告：农村贫富差距逼近国际警戒线
这份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发现，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东部次之为7.71：1，中部为7.16：1。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在发布会上指出，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中国社会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在农村的集中体现。
报告显示，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98%，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不足三成。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目前已覆盖258个村、4000个农户、103个社区，一直秉持独立调查的原则。调查报告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一线实地调研。
记者了解到，这次调研采用的现金收入数据均为调研人员入户调查获得，由于研究院没有对国内通胀指标进行独立测算，所以本次基尼系数的测算并未剔除物价因素。
此次公布的基尼系数高于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同期官方统计0.3897，更逼近合理区间的末端。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研究院院长徐勇说，这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报告》中首次发布独立测算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希望通过调查发现数字背后的现象，揭示中国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徐勇说：“中国农民过去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所以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良性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励人们创造财富，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弃农而去，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城打工急于改变贫困状况的一些人也有可能不择手段，扰乱城市社会治安。这些都是贫富差距恶性扩大引发的潜在威胁。”徐勇说。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成果处处长魏颐恒指出，研究机构的独立调查是对官方发布数据的有益补充，代表着民间的声音。对决策者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听不到基层群众的声音，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其中，人情支出3092.51元，医疗支出2506.86元，陪读费用404.10元。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邓大才说，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
报告还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转变。食品消费在持续下降，通讯、护肤品、体育健身的消费在增加。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较2010年的41.1%下降4个百分点。农村消费的中心开始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移。
学者们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伴随收入增加出现的，是发展中的“烦恼”，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
徐勇说：“对中国来说，未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破除体制和法律上的束缚，盘活人财物，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城市务工收入，这样中国的农业就不必为接班人发愁！”(新华社)
警惕底层沦陷
这一调查结果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农村社会图景。这其中，一部分农民收入可观，生活丰裕，已经绝尘而去；而另一部分农民，却依然挣扎在贫困泥淖中不能自拔，如果没有外力的援手，怕是很难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甚至还有可能继续沦陷下去。这样的情形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并相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以防范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以往人们可能习惯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并为此作出了诸多艰苦的努力。只是，过于专注于城乡差距的应对，却不免忽略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可能产生的危害性、破坏性，并不比城乡差距更小。在城乡差距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境下，如果再叠加上农村内部的巨大差距，双重的挤压、双重的沦陷之下，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影响。有没有足够的弹性承受这样的挤压，对于政府而言，绝对是严峻的考验。
时下的农村社会，早已不再是先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工业收入、现代集约农业收入的增加，特别是打工收入的增加，在造福一部分农户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越来越倾斜，贫富差距越来越拉大。在东部一些农村，工业经济的辐射十分普遍，很多农民投身其中，并切实受益。而西部一些地区的集约农业，其发展势头也十分看好。
另一方面，与权力资源的分配同步。这些年来，农村的经济社会资源也越来越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群手中。这也势必造成一部分农民的率先富裕、越来越富裕，而那些无权染指公共资源的农户则每况愈下。比如，很多政府补贴的农业项目，往往沦为少数有话语权农民的禁脔；而社会捐助的分配，在很多农村也难以称得上公开公正公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此外，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当然造就了一批“富豪农民”，却也挤占了原本属于全体农民的公共资源。城市近郊的农民，往往能够得到比远郊更为丰厚的土地回报；而议价能力更高的村庄，也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占地补偿。
可见，农村内部的贫富变化，本质上依然是公平性缺失所导致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欲求缩小农村农民之间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则首先应该实现权利平等，要让农民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不能听任农村在少数人的掌控之下继续沦陷下去；其次，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社会保障，不能满足于“低水平、广覆盖”的成就，而是应该探索对农村贫弱群体实施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兜底”政策，不然，这部分人群就永远不可能有体面的生活。
一个衣食无忧、健康快乐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保障。“驱动力”也好，“蓄水池”也罢，农村农民都应该获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都应该葆有基本的权利平等。一旦底层沦陷，则必然危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法制日报 胡印斌)
该拿什么来缓解农村的贫富差距
尽管基尼系数偏高会影响社会稳定，但在中国过去的基尼系数比较大多都是两个极端，即在东部城市中的富人和西部农村中的穷人。由于这两组人并不生活在同一空间，所以偏高的基尼系数并未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然而，当看到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逼近国际警戒线，农村收入差距超10倍的信息时，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轻松面对了。甚至，这样的数据透露出来，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也许并不是城乡之间，而是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
尽管这些年农村政策扶持力度比较大，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掩盖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可一旦经济发展出现拐点，深层次的矛盾将可能爆发，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拉大将造成农村地区的社会贫富分层，影响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而贫富分层使得较低收入阶层产生一种自己被利益剥夺感。在经济层面上，农村地区的贫富分化会影响农村地区的要素分配、土地流转，使得处于比较劣势的弱势群体的要素竞争同时农村地区的发展将会从不同方面影响要素流动，加速农村地区收入扩大趋势。
根据《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非农收入。也就是说，近些年非农收入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学者指出，中国农民过去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进而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农村一些人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农收入呢？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或是否有非农收入，其中的个人教育水平，家庭生产资源拥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都很重要，但谁也不会否认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
然而，在农村贫富差距下的教育，却呈现着另一番图景。“知识改变命运”，穷困的农村留守孩子惟一的“武器”，是借助教育的公平与公正实现翻身，但这个“武器”，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打折了。富人从幼儿园开始“砸钱”，穷孩子父母都不在身边。对一个社会而言，这群失去了向上理想的孩子才是“灾难”，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也便成了农村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重要因素。
所以，缓解农村的贫富差距，要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公平，更在于机会公平。公平增加人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人们的综合能力，使得社会每一个人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政府也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为机会公平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具体的路径中，必须要让农业生产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之上为农民带来财富；城市必须打破户籍等二元结构的重重壁垒，让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必须公平合理分配，不能让农村的那些孩子守着“草样的年华”重复着祖辈们那世代的轮回。如果做不到这一切，18亿亩耕地红线即使被守住，也可能会酝酿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因为，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倘若缺失了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富人因先天和占有资源条件的优势，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收入流动性一旦出现僵化的状态，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将会更加困难，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也将更加遥不可及。(光明网)
农民需要更公正的准入机会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最近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目前农村居民基尼系数高达0.3949，并统计去年农民户均现金收入达38894.38元，比2010年增加4814元，同比增长达14.1%。
然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年均实际增长8.1%，显然此报告得出农民户均近4万的现金收入有些偏高，因为若以农村户均3～4人，且户均适龄人口1.5计算，再扣除务工农民每年找工作和春节团聚需约2个月的闲暇时间，务工农民月工资将达2593元，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去年人均21810元的可支配收入。
若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必然远超国际警戒线。不过，基尼系数过高是否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目前并无显性逻辑关联。事实上，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下的社会不稳定，本质上拷问的是导致收入差距的成因，而非基尼系数本身。
基尼系数难以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一个阶层流动摩擦成本低的社会，不同收入群体始终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即机会获取成本低的社会，低收入群体一般不会产生仇富心理，大多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和希望改善生存环境，这是静态的基尼系数无法反映出来的。同时，政府若为居民提供能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保障若相对完善，并能避免弱势群体出现生存危机，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也不会引发激烈冲突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农村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制度，牵制城乡人口和金融等要素资源的流动，致使社会阶层面临突出的固化态势。而且当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水电始终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衍生出复杂的负外部性和搭便车等公地悲剧社会心理，无疑与农地非节约化、规模化经营不无关系。同时，当前土地制度下，农民无法有效分享征地所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本质上是农村要素资源和财富的外流，加剧了农村和农业的弱势地位。
数据显示，农户中20%的最高收入者中务工农户占比88.9%，而20%的最低收入者中务农农户占比达82.5%，这透射出的并非是单纯的非农产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更是当前制度在城市和农村显露的不同经济绩效，以及城乡差距的固化。
由此可见，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是竞争社会必然衍生的结果，而且基于个人能力和机遇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具有内生激励相容性，并不必然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唯有非个人能力和非歧视性机遇带来的贫富差距，才会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此，伴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过大，政府的治本之策是完善制度架构，降低因制度因素带来的激励不相容的收入藩篱，并改革现行公私边界混杂的社保制度，构建基于全民的基础性社会保障计划，实行公共社会保障的服务均等化，避免居民因收入过低、失业等陷入生存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 刘晓忠)
乡村崛起有赖扎根土地有尊严的农民
农村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揭示农村中多数先富起来的人的发家之路 既非依靠农村固有的资源，也不是靠国家对农村的倾斜政策，而是靠深入城市，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从底层摸爬滚打继而脱颖而出，其成功路径是以城乡发展机会不均等为前提。其成功表面上看是农村背景的务工者的成功，实质却是城市优越性之体现。
这不仅因为成功者背后还有大量的未富人群，还在于该体制导致了农村的结构性贫困：成功的务工者身后，留下的是无所依靠的老人、孤单的留守儿童、堆积如山的垃圾，以及零星的犬吠。此类画像呈现当下中国乡村的普遍生态，部分务工者先富的同时，亦因为其职业转移而导致土地荒芜，而青壮年被抽空，更是致使农村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城市企业为此裹足不前，并因此引发系列恶性循环，国家主导之下的产业转移所存在的困难，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回溯原生态的城乡格局，正如城市规划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提出的双重隐喻，即瓷器和容器，前者强调的是城市的精神价值，即文化含义；后者强调的则是城市的物质意义，即贮藏功能。社会越发展，城市的伟岸形象就越被消解，城乡之间就越平等。农村与城市，其分化是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然而，并不能简单地以社会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其各自的命运：城市虽然有着发达的现代文明，但也容易滋生各种“现代病”，农村虽然地处偏远，但却是故乡的代名词，依旧充满天伦之乐，乃城市闲云野鹤们的向往之地。
中国城乡二元格局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等，塑造了经济意义上的城市瓷器，大量农民拥入城市，农村包围城市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此格局之下，“落叶不归根”恰恰是多数外出务工者的选择，尽管户籍、生活乃至气质仍然保留了他们的乡村血缘，在城市亦难免受到各种歧视，但这不能改变他们留在城市的决心，相反，成功务工者所打造的励志故事，无不在怂恿那些尚在农村的农民们。
农村贫富分化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现象，实质却是城乡二元格局导演下的必然结局。如果农村向城市输血的痼疾、经济政策忽视城乡平衡的现状不变，农民的励志故事就只能靠城市施舍。需强调，现今农村部分人之富裕并非意味着农村的进步，更非表明农业之崛起，亦需要正视，因为沿海地区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只是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一个注脚。真正要让农民留在农村，还城乡格局原本之生态，还需社会、经济等方面政策制定者通盘考虑。
实际上，类似的努力已经上升至决策层，“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早已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然而，农村之发展固然需要留住农民，但当下更应重视摸索一种可持续的留人方式，留人之关键在于赋予农村和城市发展机会均等化，而鉴于当前城市与农村头重脚轻之格局，理应强调将发展中心转移至农村，重视乡村社会配套建设。外出务工者的超强发育改变不了农村整体贫困的面貌，农村之兴旺不能单纯依赖这一群体，中国乡村的崛起有赖于扎根土地的有尊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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